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在处理"反倾销"上花费的精力远远要大于石油事务。

而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汇率制度，作为一个长期由政府管制下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大量国际热钱重新涌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后，国内经济的房地产化问题会进一步恶化，一些正在调整的过剩产能又会死灰复燃。

而且这种情况是1973年以来各国央行老生常谈的政策工具之一，就算美联储也不例外。特别是，如果汇率变化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时，人民币汇率更是无法完全通过市场的方式来确立均衡价格。人民币之所以能够重拾升轨，就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会在第二季度开始全面好转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种货币汇率的价格根本就无法用金本位制下的议价机制来衡量，即使在市场完全开放并可完全自由交易的条件下，一国货币汇率的价格形成既取决于基本面的经济因素，更可能与许多非理性的投机炒作、心理政治等因素相关。比如，路透社对30家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机构普遍预测，二季度人民币汇率将恢复升值，6月底时汇率有可能走强升至6．13元，三季度末汇率有望回到年初6．05元的水平，到2015年一季度末，有望较目前升值3．5％至6元关口，甚至于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更多。

还有，在当前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在货币汇率衍生工具十分盛行的情况下、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决定一国货币的汇率变化因素更多、更为复杂，更无法通过市场的基本面来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均衡价格。而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汇率制度，作为一个长期由政府管制下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感到的shock，倒是在抵美后的第一站伯克莱校区，在奥克莱的中国杂货店，所谓"屋崙马脊"里看到，从大陆进口的桂圆、粉条、红枣、梅干菜，色色齐备，都是国内非年节凭票买不到的。

这种运气，委实说，去我们中国人恐怕千年难以一遇的。大家探讨是否编撰一个文集，以志纪念学会自创办以来推进中国开放和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会员们亲历其过程的体验和感悟，或许对后来的学人还有些鞭策和启示？我把这个编辑活儿拦了下来，倒不是我介入学会工作有多深，当然更不在我贡献学会有多大，而是深感加入学会自己获益远超过所付出的，敲此边鼓，充作对学会同仁和赞助者的些许回馈。对此，我愿意借用哈佛的知名学者，昆虫学和文明演化大师威尔逊(E.Wilson)教授的一句断语来表达："在群体内部，利己者占优利他者。我视其为宝藏，整日挖山不止，也算打下点儿基础，替我的留学生涯做了些铺垫。

见识了了纷纷登台发表的愤激情绪后，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在昂扬情绪弥漫时仓促做决定皆属不智。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 孙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进入专题： 经济学人 。

我的英语靠自修，主要得益于窃听短波收音机里传来的"英语九百句"，当然也常听"美国之音"的敌台节目，因此对西方社会多少有些了解。他们告诉我，在美国读研究生课程可以不必自己花钱。说来有点奇怪，我到美国后从来就没有感到过shock（震惊），不论是文化还是语言上。同样的shock还来自我1990年初返国内的经验。

本人在回应这类要求时总是秉承这个原则，坦诚告知对方，我们的会员中有不少的确具有作证的专业水准和操守，但是不能保证会员个人的证词一定会符合要求方预设的立场。1980年代留美的经济学生想必记得，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新闻周刊》（Newsweek）的对峙的专栏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这令我回想起1986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当时的年轻人感奋于开放改革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盼着经济学诺贝尔奖不久能落到中国人的头上。我们这一辈，想必大家同意，是非比寻常的幸运。

我介入学会的工作颇出于偶然，经过正积极投入学会建设的陈平的引介。医生称他的职业最老，自创世以来就有伤残病痛得救治，难道不是吗？工程师不以为然，争辩说若没有工程师的制造，世界怎么能够走得出混沌？政治家马上奚落他们说，要是没有政治家在先，哪来的混沌。

承他频频垂问，我有无家学的渊源？又如何在闭锁的状况下汲取有价值的信息，之类。政府孰大孰小，归根结底，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

"我对学会的职责做了期许，认为我们的会员可能不擅长政治权术，却都在孜孜努力，专研救治和生产之道，以期响应中国的需求（China is in demand of expertise of healing，producing and making order out of chaos. Let's keep hoping, keep learning, and keep cultivating.） 赞同我这样的期许的，包括与会的学会顾问赫伯特.西蒙。按学会每年换届、会长不得连任的规矩，这可算是破天荒的。当夜晚走出住宿的北京饭店，我看到路边摊的小贩在料峭寒风中守候，向行人兜售新鲜的葡萄、哈密瓜时的殷勤劲儿，不由得感到冲击：我去国不过十年，经济和物资供应从匮乏到丰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进，发展是硬道理，难道还需要什么理论来佐证市场的伟力吗？ 不过，市场带来的纠结也始终存在。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权威"，把经济利益以税和费的名义在各个人群之间合法地分配来分配去。"（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从读者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作者都各抒己见，记述自己以及周边的感受，显出了真的性情。至于经济学的训练，是在上海财大的图书馆里苦读出来的。

通过为学会服务，我结识了不少素质优异和学养卓越的人，或师或友，不经意间提升了自己对事理的感悟和对态势的感知能力。西蒙在自传里通篇谈到比尔，并辟有一章专门讲述。

果然，冷却了几个月后，我们在匹茨堡年会得以平顺交接工作，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学会也略无波折地驶入坦途。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这段"疾风骤雨的日子"里，我们始终能互信互谅，护送学会驶过湍流险礁，令人终身欣慰。

迭经中国历次政治风潮，我辈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深感疑惧。后来我在德州大学（Austin）念博士的时候，正值美国以反托拉斯的名义把ATT给肢解成八个子公司，Charnce老师做案例分析时也提醒学生，要跟踪长程效应，评断利弊若只从理念或原则着眼，偏误会是很要命的。

该书总结了人类组织四千年来的选择机制和群体行为的基本架构，切中了人类何以能够合作的要旨，历久弥新，成为众多理念的前导和经济管理研究方法的源头。西蒙以浩瀚的智慧，游刃有余地开拓出多种领域。待走出他的办公室，陪同的于宗先院长告知，蒋先生如此长时间细细询问对后进学子是殊为难得的，看来他对我的印象甚佳，我才省悟到，蒋硕杰准是看重了我撰写的信件，以及繁体字的书法。当时读了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多半是藉口或粉饰

根植于实践的全球治理既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应时之需，也是人类探索未来世界秩序的新形式。要使得现行的多边治理体制因中国的因素显得更加有效，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国际集体领导的责任，责任的增加需要中国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变革中相应的影响力、发言权和决策权的提升，也需要在集体行动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维护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而在这种利益认知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定义的利益，而是更多地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判断利益。

从一定意义来说，全球经济治理是对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管理，是对市场经济失灵的一种调节以及经济运行结果不公平的一种合理纠正，是政府干预、调节和规制国内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于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发出了构建全球学学科(globalstudies)范式的呼声。

[9]2008年下半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G20首脑峰会的召开，标志着具有全球意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正式启动，也标志着中国正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至此，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术语在多种场合被广泛运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被提到空前的高度。

学科体系上是全球问题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全球秩序作为学科范畴体系的逻辑终点。这种确认一方面来自自我认知与选择，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评判与认同。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总体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加剧的矛盾，需要加强和完善以收入公平为目标以减贫、脱贫为主体内容的国际多边合作协调机制，缩小穷国和富国以及南北发展差距。维护贸易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协调和推进贸易协定谈判。

[13]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现的困境，亟待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其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战略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

一是国家合作模式参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结构必须反映这种变化，他们在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有共同的意愿和诉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体现这种群体效应，运用G20、金砖国家峰会等合作平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增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总体来说，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治理理论尽管观点不一，学派纷争，但总体而言，早期的全球治理还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理念，其理论虽然并不否认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理论的要义主要是强调在市场调节和政府治理缺失或失灵领域内，非国家行为体自发机制在治理过程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随着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意愿、能力以及相应的责任明显增加。第三，治理对象的问题。